3G时代联发科困境重重

联发科正处于1997年成立以来的最低潮，公司董事长蔡明介退居幕后仅一年，就不得不重出江湖亲自主持大局，拖着瘦弱的身躯，奔走在大陆品牌手机厂商与山寨机企业之间。

沉湎于2G时代取得的辉煌，联发科在3G与智能手机上出现极大的战略失误，致使公司连续四个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大幅下滑。今天，蔡明介已感受到四面楚歌高端市场久攻不下，低端市场不断沦陷。

联发科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尽管联发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可能为时已晚。今天手机行业的局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行业观察人士认为，高通已经在3G智能手机领域复制联发科的模式，只需少量的工程师，就能制造3GAndroid手机。而且，高通也在大幅下调3G芯片的价格，从2009年的每片15美元降至目前的10美元以下，压缩了联发科3G芯片价格的腾挪空间。

根据联发科公布的财务数据，今年1至6月其总收入累计为408.23亿元新台币，同比下滑34.84%，并且已连续3个季度出现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局面。联发科就像一只失落的羔羊，在灰暗的角落默默悲伤。

产业链零落

更让联发科失落的是，3G时代的产业生态已经大大不同于2G时代。

联发科之所以在2G时代获得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因为其技术有多先进，或者品牌有多受消费者欢迎，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产业链其他环节的需求。2G时代是中国手机大普及的时代，客观上要求手机成本的大幅降低。联发科推出的功能手机解决方案将手机芯片与手机软件平台整合在一起，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手机制造商，不仅大幅降低了手机出货成本，并且加速了手机更新换代的周期。

而在3G时代，联发科不仅面临3G芯片的技术和成本困境，在获得3G应用上，联发科也失去了以往的优势。

随着苹果iPhONe应用商店、Android开源平台的推出，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应用开发者出现，它们将目光集中在了iPhone和Android智能平台上。包括苹果等智能手机的生产商、谷歌、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以及电信运营商在内的多方均推出应用商店，为应用开发者提供应用开发和销售平台。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应用，这样联发科在软件预置方面的优势也荡然无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联发科已经无法将2G时代的模式复制到3G时代，手机应用商店是其致命缺陷。”

蔡明介近期表示，联发科未来将与大陆运营商和WCDMA产业链全面展开从芯片、平台及第三方应用产品等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合作，期望能加速且共同推动大陆WCDMA产业走向繁荣。

而联发科与中国移动是“长期合作伙伴”，在2G时代，两者的合作对于手机的普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3G之初联发科选择中国移动的TD标准，可以说也是传统合作关系的延伸。而现在联发科转向中国联通，可见其担负的压力已经不容许再有多少“历史情感”上的考虑。

联发科并没有彻底放弃“山寨”，积极推动介于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之间的“类智能手机”，为此联发科推出针对2.75G市场的MRE中间件平台，为非智能手机提供互联网浏览能力和应用扩展能力。

不过受制于技术和硬件等多方面因素，“类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较差，可以说是半山寨版的“智能手机”。以2G时代的山寨思维应对3G时代的品牌思维，联发科显然丧失了对手机行业发展大势的基本认知。

军心不稳

近期有台湾当地媒体报道，联发科“内部沟通不畅，执行力不强，让蔡明介大为光火”。随着联发科营收和净利润的持续下滑，联发科内部员工的获利减少，而联发科未来的前景暗淡，更是加剧了员工的消极心理。

实际上联发科在去年已经出现了人事动荡，2010年10月18日，在蔡明介复出不到3个月，联发科无线通信第二事业群总经理徐至强离职，而此人对联发科的发展曾立下赫赫战功。1999年徐被蔡明介“挖角”进入联发科，投入手机芯片的研发，在随后的十年中其与大陆的手机品牌厂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正是在他的游说之下，联发科才获得了绝大部分国产手机厂商的支持。而在3G芯片研发的关键时期，徐的离职，暗示了联发科在3G芯片研发上遭遇的重重危机。

徐的离职引发了联发科的离职潮。据悉，从2010年10月至今年4月的半年时间之内，联发科迅速更换了三位总经理，再加上2010年底离职的首席财务官喻铭铎以及人力资源处处长陈家忠，联发科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人事“地震”。

不仅在管理层，联发科内部的研发人员也纷纷递上辞呈，据联发科内部人士透露，已有约百位联发科工程师离职，这让联发科本来就“逆流而上”的3G芯片研发遭遇更大的阻力。

内外交困，战略失当……联发科正在从“失落的羔羊”走向“待宰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