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的声名影响全球电子产业链

三十年前，它仅仅是一条路，路旁有几棵树，还有几间厂房；今天，这是一个它打一声喷嚏，全国都要感冒的地方。华强北路位于深圳福田区，有商家2万多户，从业人员20余万人，日均人流量达40万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中国市场一年消耗上亿部手机，其中的30％就来自华强北商圈。

华强北商圈的声名早不仅限深圳，也不限于中国，它的影响力辐射远在巴基斯坦、印度、迪拜、欧洲的ic37。华强北掌控着全球消费类电子产业链中资源配置的相当份额，它成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为山寨手机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SZ”既是“山寨”的拼音简称，也是“深圳”的拼音简称。事实上，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深圳与“山寨”紧密相连，走私、高仿等灰色运作已经深入华强北的产业基因。至今为人诟病的山寨机，其雏形就是高仿产品。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冒险提供了适生的土壤。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发的特区，那华强北算是特区中的“特区”。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华强北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态度颇为微妙。

实际上，地方监管部门在如何对待“华强北”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与之相关的产业后遗症是华强北成就了深圳、全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制造业，而自身除了造就“投机者”式的富豪外，并未造成真正具有品牌和技术沉淀的企业，这成了华强北的一大遗憾。

回顾华强北发迹初期，是中国电子制造业重依赖进口、供应极其匮乏的1990年代初。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管制，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元器件的供应严格按照计划配额。通过计划外的途径搞到更多的上游元器件，不仅意味着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逐利的本能在华强北膨胀，赛格电子元件配套交易市场悄然成立，市场异常火爆。

在国家对电子配套元器件采取严格的配给管制下，赛格电子配件交易市场的货品来源监管部门不会不知道，虽然“来路不正”，但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国内电子制造业的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税收，于是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华强北足够的“宽容”。这让华强北的基因从一开始就游离在体制边缘。在相对“宽容”的监管政策下，华强北开始野蛮成长。在赛格之后，华强电子世界、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商城等电子交易市场相继成立，其交易品种由最初单一的电子元器件发展到主板、电脑整机、手机等消费类产品。华强北在中国电子产品交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在市场规律的另一面，趋近垄断的产业供需地位，亦让华强北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路径上，无所不用其极——投机倒把在华强北盛行一时。由于华强北控制了国内乃至全球相当一部分元器件的供应，大量资金能够涌入华强北囤货炒货。但该反思的究竟是华强北，还是当时那个“体制”？恐怕没有标准答案。

近几年华强北山寨产业的庞大，让全球ic37都不可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华强北及其周边所谓山寨产业的从业者保守估计至少20万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事实上华强北的山寨产业已经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了，所以政府处于“两难”地步。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但这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基本有走过场之嫌，从事手机研发的李明告诉记者：“每次来查之前都会提前接到通知，把仿造的山寨机撤下柜台就可以了。有些全卖山寨机的档口会暂时搬到附近的酒店或自己的出租屋内避一下风头，过几天再回来，一切照旧。” 李明认为，这么大的产业，又是纳税大户，怎么可能真管，山寨垮了华强北就垮了，深圳也基本垮了。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规范这个市场。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一度引发争议。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从一定程度上讲，外部的监管已无力撼动这个庞大的产业，除非堡垒的内部出现突破口。智能手机和品牌低端机的冲击让这个突破口开始显现，借此契机规范山寨产业，促其转型升级也许正是业内外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何去何从？这关乎新的时代华强北是否会被抛弃。”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发出了这样的追问。